斯科特和邓肯告诉记者：“1996年有关(CCR5-△32变异)的成果发表，我们马上就认识到，欧洲的瘟疫促进了这个变异的频率升高。”他们说，“事实上，这其中的推理很明显：⑽32变异的分布情况与瘟疫在欧洲的分布情况相同，这很好地显示了后者促进了(变异频率)上升，”在谈到欧洲的黑死病瘟疫时，他们说，“我们提出，这些传染病是由一种病毒性出血热导致，后者也使用CCR5受体来进入免疫系统。⑽32变异为病毒性出血热感染提供了类似的遗传抵抗力。”

    纸莎草文献的记载显示，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1350年，在法老时代的埃及，尼罗河谷就存在出血热。此后2000多年间，地中海东岸不断大面积暴发出血热。例如公元前700至公元前450年、公元前250年，美索不达米亚曾发生出血热。据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描述，公元前430至公元前427年雅典瘟疫的症状与黑死病非常相似。“查士丁尼瘟疫”从埃塞俄比亚发源，沿尼罗河谷而下，于公元541年到达叙利亚，然后是小亚细亚、非洲和欧洲，542年抵达君士坦丁堡。它一直持续到公元700年，其间反复暴发，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记载了这场瘟疫的细节，其症状与雅典瘟疫和黑死病都很像。

    CCR5-△32变异可能出现于2500至3000年前，人类文明早期这些反复暴发的出血热使其频率持续上升，从最初的单个变异达到1347年黑死病袭来之前的二万分之一。然后，经过黑死病的大清洗，其频率增加到了现在约10%的水平。人们一般认为1665至1666年伦敦大瘟疫是黑死病最后的罪行，但斯科特和邓肯说，出血热瘟疫在这以后并没有消失，持续在北欧和俄罗斯活动，直至19世纪，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北欧和俄罗斯人中的变异频率最高。

    斯科特和邓肯认为，要追溯出血热的来源，要回到人类的摇篮———东非大裂谷的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地，在那里，人类祖先与动物共生的历史最为悠久。“这种病的潜伏期长达37至38天(这与意大利人于14世纪率先发现的40天有效隔离期吻合，而与腺鼠疫的特征不合)，即使在中世纪，这么长的时间也足以让感染者将病毒带到很远的地方。如果它在跨国交通非常便利的当代再度暴发，将造成巨大灾难。

　　日前在深圳开始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有部分人群可能具有“抗艾滋病毒基因”，天生不会感染艾滋病毒。昨日，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艾滋病分子病毒学实验室主任朱托夫博士访问广州，在与其合作的暨南大学艾滋病基因与疫苗研究开发中心透露的。

有人天生不会感染艾滋病毒

    昨日，兼任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的联合国艾滋病总署专员朱托夫向媒体介绍，根据其实验室长达10年的跟踪发现，在他们观察过的1万名同性恋人群中，其中有近100人和艾滋病人长期保持无安全措施的性关系，但始终没有感染艾滋病毒，这一特殊人群被定义为“长期暴露而不感染者”。在他们追踪的这100人中，3％的人具有DC-SIGN（每个人都有）变异基因，他们终身不会感染HIV；30％的人具有DC-SIGNR（每个人都有）变异基因，感染HIV的机会比普通人低19倍。

在深圳寻找“长期暴露不感染者”

    据悉，暨南大学艾滋病基因与疫苗研发中心、广州市传染病医院、深圳市传染病院早先已经和朱托夫进行了技术合作，他们共同启动了“中国人群HIV/AIDS相关基因多态性分析和抗性基因筛选”项目。

抗艾滋药物研究可望有所进展

    “DC－SIGN就好像是一个细胞上长的手，专门用来抓艾滋等病毒，再把病毒的传给血液淋巴细胞，这样人体就感染了艾滋病。但是变异的DC-SIGN就好像手断了，抓不了病毒，也就无法带到人体里面。”朱托夫生动地解释了这个原理。

    朱托夫介绍，如果能研制出模仿DC－SIGN生物功能的药物（比人体内的DC－SIGN功能更强大），放置在阴道、直肠等艾滋病毒常见进入口，艾滋病毒被药物中的DC－SIGN抢先抓走，然后从体内排出，就能避免感染。但目前这一方向的药物研发还没启动。（综合国际在线、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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