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4年12月1日，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以每年40%的速度递增。截至今年4月，全国已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患者8万人，估计已死亡的艾滋病患者达16万左右。

　　对待艾滋病的愚昧态度曾让中国付出惨痛代价，而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介入，彰显中国政府在艾滋病治理上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念、姿态和力度。在共同抗击艾滋病上，政府组织与民间力量正在形成良性互动。

　　《新周报》记者深入陕西、湖北那些鲜为人知的艾滋病疫区，发现政府治理艾滋病的阳光政策已惠及那里的艾滋村民，给他们带来了福祉。而政府艾滋病治理与民间抗艾力量的良性互动，尤其令人称道。

　　12月1日，《新周报》以如下一组文章纪念这个沉重的日子。我们由衷祈愿艾滋病之痛能够早日消减，更祈愿人类永不再用愚昧的态度对待疾病和灾难。

　　艾滋病治理中的民间力量

　　对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对于中国的艾滋病患者，NGO(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英文简称)这三个字母所代表的含义格外深沉。有评论说，中国NGO在艾滋病防治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而且，中国从事艾滋病防治的NGO的发展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映射出了整个国家在艾滋病防治事业上的进步。

　　一个艾滋病NGO的10年

　　11月19日，40岁的中国学者、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离开北京前往美国。此行，他将在美国的几所大学和多个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之间游说，甚至可能和美国国务院有关官员及美国议员对话，向他们介绍中国防治艾滋病的状况，呼吁他们在中国艾滋病高发区人群的生活问题等多个方面给予帮助。

　　十几天前，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讲堂里做了一场报告，主题是中国艾滋病背景下的NGO发展。

　　1994年，万延海供职在卫生部一个机构，由此接触到了艾滋病。这年，他在北京进行“爱知行动项目”，在同性爱人群当中进行同伴教育，在该人群中进行艾滋病干预。虽然当时启动的是一个项目，但做工作的往往就是他一个人。

　　2002年8月，在几个朋友的协助下，万延海将孤独进行了8年的“爱知行动项目”整合成“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简称爱知行)。其办公室经历过多次变动，直到2004年8月，才在北京西四环定慧寺，找到相对稳定的场所。

　　整合爱知行项目的契机是河南农村农民因有偿卖血大面积感染艾滋病的事件。从2000年开始，万延海经常收到来自河南农村的信息，“有关多少人因为艾滋病死去的消息经常传来。”2001年7月，万延海委派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李丹和中国第一位公开姓名的艾滋病少年宋鹏飞，前往河南了解当地的真实状况。

　　2001年11月，中国第一次艾滋病大会召开前夕，7位来自河南农村的艾滋病感染者来到北京，与万延海和一些媒体工作者相识，召开了第一次有关河南农村艾滋病现状的民间新闻发布会。是年年底，万延海和李丹、一些HIV感染者等人租下办公室，开始了对艾滋病干预、国际合作的团体实际操作，万延海完成了从个人力量、一个项目向一个组织的转型。

　　此时，万延海和爱知行动项目面临的难题是怎样获得政府的承认。按照现行法律，万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社团注册，也可以向工商部门申请公司注册。万选择了后者，2002年9月，他获得了北京市工商部门的登记核准，机构名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但在国际上，公司注册的NGO是不被充分认可的、完全意义上的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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